北京大运河博物馆推出的“看·见殷商”大展引发广泛关注。观众在看新奇、看热闹的同时牛弘配资，也希望了解点“门道”，了解些背后的故事。这里笔者作些简单介绍。
“鞉鼓渊渊，嘒嘒管声，既和且平，依我磬声”，鼓磬相合，奏出的是“青铜盛世”
“看·见殷商”展厅中有个“音乐角”。在这里，石磬与铜鼓遥相呼应。站在二者之间，仿佛听得到节奏分明的商朝古乐。鼓磬相合，奏出的是“青铜盛世”。
盛世的等级、制度、技术、信仰、文化，通过铜器、玉器、陶器得以体现。
被称为“卣”的器物为什么有盖？其子母口套合，盖得如此严密，必有原因。甲骨文“赐秬鬯一卣”的记载使之真相大白。国王通过“卣”将香酒赏赐给下属官员。赏与受赏之间，等级以及等级背后的社会秩序得以体现与延续。
装酒的器皿不止是“卣”。铜觥、铜尊、铜方彝也在其中。考古队发掘古墓的时候不止一次在铜方彝的底部发现残存沉渣。后来才知道，方彝中的酒带渣不过滤，其实是甲骨文中的“醴”。方彝中的“醴”与铜卣中的“鬯”，不仅是品种区别，更是等级体现。
在商朝人的墓葬中，铜觚与铜爵往往成对出土。学界研究良久，近年才恍然大悟：觚正确的名称应该称“同”。这一改变，源于一件“自带名称”的青铜觚“横空出世”。这件器物不仅自称为“同”，还说自己是祼祭之器。“自铭”器物的出现，解决了考古界的一大疑案。不过，尽管改了名称，旧名还被沿用。毕竟自北宋以来，觚的名称用了差不多一千年。
展开剩余78%铜觚（同）与铜爵为什么总是一起出现在墓葬？原因是两种器物代表商人祭祀流程中的最后两个动作：先用一种名为“瓒”的器物往觚（同）中的酒里添加某种佐料，再倾倒于爵中过滤，由爵盛酒敬奉给祖先。人们不分贵贱，祭祀时都用觚（同）爵，区别在于贵族用铜觚（同）铜爵，而普通人用陶觚（同）陶爵。
透过文物，我们还看见“妇好”。“妇好”是商朝王后。她身穿带宽边衣缘的白色对襟礼服，佩戴一串玉组佩，款款而来，仪态端庄。这是学术界通过科研制作的妇好数字人。妇好是中国考古学界“认识”的最古老的真实人物。她有称谓、有事功。她曾经为国王养育过儿女、接见过各方政要，也曾征战四方。1976年，她的墓葬被发掘，埋藏了3000年的王后奇迹般“来到”现代。一同到来的还有她的“朋友圈”：亚其、亚弜、亚启等。最令人称奇的是，这位女子的事迹见于200余片甲骨卜辞，被甲骨文“写了个够”。
大运河博物馆展出的象尊
“天命玄鸟，降而生商，宅殷土芒芒”，透过四土看到青铜时代中国文化的多元一体
“看·见殷商”展览不仅让我们看见商王朝，还让我们看见四方。
四方、四土的概念，在甲骨文中多有记录，指的是商王朝的外围。大运河博物馆从各地借来文物，按“四方”概念陈放在展厅之中。
东方文物的重点是一双铜钺。这双铜钺体型硕大，呈人面形象。它们咧嘴微笑，露出牙齿，给用于征战杀伐的商代铜钺赋予了温和气息。其中一件铜钺，铸有“亚醜”二字。商王朝时期的“亚”字，其含义大体可当作“将军”理解。“亚醜”，大致等同于“将军醜”或“醜将军”。
北向的文物来自北京平谷区刘家河。穿越回三千年前，北京正是商王朝的“北土”。平谷刘家河的文物中有一把钺，虽然它个体小，不像是“方国”的国君所持，但以钺“宣示”权力的习俗，证明当时北京与商王朝有着密切的制度或文化联系。北京房山琉璃河发现一座古城，建于三千余年前，是北京建城之始。这座古城是商朝被灭不久，西周王室成员太保召公所封之地。考古队发掘此城过程中，在遗址中发现一批带有“商式随葬品”的墓葬，有的墓葬则直接出土商朝文物。可见，作为商代北京，在召公被封之前，已是“人丁兴旺”。
商朝的南土，幅员辽阔。来自赣江流域和成都平原的青铜器，分别代表三千年前活跃于长江中游的虎方和长江上游的古蜀。出自“虎方”的蝉纹大刀是电影《封神》中东海龙王敖光“龙牙刀”的原型。刀本是夺人生命的兵器，商朝人却在它的刀背上铸造出一排可以“金蝉脱壳”“重获新生”的蝉，这一反差背后，蕴藏着商朝人独特的智慧与思考。
西部，总是带着神秘。商王朝的西部是包括“羌人”在内的部族与方国生存的土地。考古学家通过甲骨文解读以及同位素研究发现，商朝人曾经俘获“羌人”，杀之于王陵区以祭祀祖先。来自陕西榆林清涧寨沟遗址的文物，是三千年前生存在“西土”居民留下的印记。
参观的妙处，在于眼之所睹，更在于心之所见。我们看见四土，还能透过四土看到青铜时代中国文化的多元一体。
“我姑酌彼金罍，维以不永怀”，铜尊和铜罍“结伴而行”进入长江流域
“我姑酌彼金罍，维以不永怀”这句话点出了“罍”与情绪的关系。其实，真正让古人舒缓情绪的是酒，而不是罍。纵然有人认为罍是“备水调酒”之器，也与酒有关。
尊，是商朝人的常用青铜器。这种敞口的器物，一般用来装酒。他们还会在装了酒的铜尊中放入板栗叶或者另一种植物“南蛇藤”，这么做的目的是用来养生还是用来调味，不得而知。
在商朝人的铜器使用中，罍与尊有“配搭”之谊。随着商王朝势力向南扩张，铜尊和铜罍“结伴而行”进入长江流域。湖北武汉、江西新干、湖南岳阳、四川广汉，均有尊与罍出土。
尊罍南传的现象，已被学界称为“尊罍之路”。尊罍之路所反映的，是中原商王朝制度与铸铜技术的南渐。同样是尊罍，北方的尊罍与南方的尊罍却有差别。北方的尊罍颈部仅由两道凸起的弦纹装饰，而南方的尊罍体型相对较大，且颈部的弦纹是三道。北方尊罍的肩部很少有鸟纹装饰，而南方尊罍的肩部则经常有鸟的浮雕造型。考古学家之所以在这些细节上较真，是因为这些细节的背后，反映出器物铸造地点的不同。或者说，南方的尊罍并不是北方铸造后直接带入，而是本地铸造。由此可以得出南方诸“方国”学习或引进北方商王朝技术，并在南方生产青铜器的结论。长江流域青铜器肩部的鸟纹，显现出其融入北方技术与制度时，对本土传统的坚持。而透过铜钺，我们还看到中原商王朝权力的架构影响了东方和北方。
站在考古学的立场，“多元一体”不是政治术语，而是可以通过文物切实观察到的文化现象。旧石器时代的手斧；“贾湖文化”的石磨盘、石磨棒；“仰韶文化”的排房与尖底瓶、曲腹盆；“龙山文化”的白灰面居屋和三足鼎、方格纹罐；以及“看·见殷商”展中的铜鼎、铜簋，铜觚、铜爵，铜矛、铜戈，都见证了中华文明形成发展的道路。走出洞穴之后的东方居民，在河流台地定居，迈出社会发展第一步。从围壕聚落到古城小邦，再到广域王朝，中华文明进入青铜时代的盛期。古国变成王朝，文字变成文献，祭祀演化成礼制，制度得以规范。
看见殷商，看见四方，看见中国进步，看见融汇多元。华夏之路，自古多元；其行愈远，其志愈坚。这条道路，正是中国的社会发展之路，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之路。
（作者为南方科技大学讲席教授）
来源：北京日报客户端
作者: 唐际根牛弘配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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